自梳女――一个被岁月“包浆”的词，包含着旧时代女子对自己的狠心，包含着一朵花还未盛放便决意凋零的凄美，包含着将自己终生裹挟在禁欲的厚壳里的决绝。

但在那个旧时代的社会里，女人仿佛是案板上的面团，任人揉捏出婚嫁的形状。有的女子不甘被别人操纵婚姻，将头发盘起，以一己之身，在男权铜墙铁壁的年代，凿开一道窄门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有的女子却因遵命父母，照顾家庭，活成迫不得已的模样。

我家四姑便是为了家庭自愿盘发，成为终身不能嫁的“自梳女”。 （四姑是我爷爷的四姐，我们都称她四姑）

四姑生于一九二二年，她上头三个姐姐，下头三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她像一串不够吃的葡萄，挂在穷得叮当响，家徒四壁的墙上。她十七岁那年，父母实在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，就让她跟着别人去南洋打工。

四姑在南洋做住家工的主雇是开橡胶制品厂的私人老板，家里家外的卫生，接送孩子上学放学，洗衣做饭都交给四姑一个人做。四姑每天从晨曦忙到夜色深沉。挣的银两按月寄回家，只留一点自己买日用品。

从此，她不仅养活了自己，还养活了家人。一九四三年，家乡遭日寇侵略沦陷，百姓的日子过得更是饥寒交迫。四姑收到信后，硬是从南洋雇主家里预支两个月的工钱，买两箩筐粮食：面粉，米，油，衣物挑着，坐了半个月的船，辗转回到家里，救了被饥饿折磨得快奄奄一息的一家九口人。后来她每次从南洋写信寄钱回家，只报平安，从不诉苦。

全国解放后，四姑从南洋回来一趟，看到三个姐姐已经出嫁，她想着自己也是大姑娘了，听从父母的安排，托媒婆找男人嫁了。可是，她在家里住几日，看见家人还是衣衫褴褛，生活艰难。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质量，她又折回南洋打工。

五十年代，家乡的婚姻还停留在长幼有序的旧习俗中。她在南洋收到家信：“你的三个妹妹都到了婚嫁的年龄，可姐姐未嫁，妹妹不能出嫁啊。”

四姑回信：“我已自梳，妹妹婚嫁不必等我。” 信纸上两处被水渍泅开，但她写的是“南洋热，手汗多。” 一字未提盘发时的难过心情。

为了妹妹按顺遵习俗成家，她在南洋含泪把头发盘起来，将自己的一生钉在“自梳女”三个字上。

我小的时候，爷爷每次讲起，哽咽难言。他常念叨，我们这些晚辈每吃一口白米饭，都要记住四姑在南洋流的汗，想她孤身一人在南洋的辛劳。

我爷爷是那辈份的唯一男丁。四姑自梳后，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家，在四姑的经济支持下，爷爷膝下五儿两女。

记得我小时候家里不富裕，我的哥哥姐姐在四姑的经济支援中，都上了学校读书。特别是有一年先涝后旱，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，家里的余粮熬不到当年的冬天。爷爷让家人写信告诉四姑。四姑按月从南洋寄回食物和钱。

每次哥哥姐姐堂哥堂姐上学不够学费，爷爷就让人以他的名义写信向四姑要钱。其实，四姑的三个姐姐与三个妹妹经济上遇到困难，也会向她求助。那些年，四姑既是父母的一个女儿，三个姐姐的妹妹，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的姐姐，又是经济上照顾他们的救星。

八十年代以后，农村分田到户，随之改革开放，家里人有工做，有生意做，日子慢慢地好起来，各家有了余钱，还建了一栋一栋新楼房，终于不再往南洋写信要钱了。

我第一次见到四姑，是一九九三年的大年三十上午。四姑从南洋归来，那年她七十一岁，头发全白了，满脸皱纹，但人很文静，说话轻声细语的。我们一大家人去车站接她，中午在我爸妈开的餐馆吃饭，大家围着她，问长问短。

四姑面对亲人的寒暄，两句话讲完在南洋的几十年生活：“每天起睡时间一样，天天做重复的活，日日如此，年年如此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，可我听着，感觉到她内心深处那种经过岁月淘洗的纯净与幽怨。

午饭后，四姑要回到与自梳女合住的房子，爷爷奶奶声音颤抖，满眼眶泪水，叮嘱她照顾好自己，我妈妈与婶婶们边收拾碗筷边抹眼泪，我爸爸和叔伯们坐在那儿，面色深沉，闷着头不说话。我当时少年，心里纳闷：大人们挂念她，感恩她，怎么她回来了，大过年的却让她一个人去外面住？

后来我才知道，自梳女有规矩，过年过节不能住娘家。她住的那屋，是她和几个自梳女姐妹一起凑钱买的，算是她们自己的家。

那时我在念书，放学后骑单车几分钟就能到四姑家，我隔三差五去看她，她戴着老花镜，有时在看报纸，有时在缝补衣裳。见我来了，便放下手中的活，从盒子里摸一颗糖或一块饼干给我。

我缠着四姑讲南洋的事，问她有没有遇到过喜欢的人。她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傻孩子，自梳女自绝于男性接触，怎么可能遇到意中人呢？”

我问她：“那么多年一个人在外面不孤单吗？”

她微笑着，喃喃地讲：“身后一大家子指望钱用，每天忙个不停，没工夫孤单。”

可我抬头看她的眼睛，浑浊的眼帘里分明有一瞬东西淡淡地闪了一下。那一刻，我遗撼到痛心，她的一生让背后的亲人牵绊，让别人的家务事填满。她为了缓和气氛，给我讲屋里其她自梳姐妹的事：

有一个是裁缝，手艺特别好，自梳是因为从小看她爸打她妈、她叔打她婶，男人打完翘着腿抽烟，女人却要拖着青紫疼痛的身子洗衣做饭，下地干活。她上过学堂，心里不服气，想着自己有手有脚，干嘛要把命交到那样的男人手里。

有一个听到父母要把她嫁给富家做妾，伤心到气愤，既嫁不了想嫁的，也不愿嫁不想嫁的，她狠心把头发盘了。盘发那天，心里还藏着某少年的名字，可盘过发以后，她就是南洋某家厨房里一个沉默的背影了。

最让我唏嘘的，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她成为自梳女，是因为亲眼目睹姐姐的婚姻，拜堂前见的明明是高大俊朗的后生，可进了洞房才发现，新郎换成一个话都讲不利索的十岁男童——原来两家大人与媒婆合演一出“冲喜”的戏。还有她的大嫂连生三个女娃，经常被她哥哥打得鼻青脸肿，她的爸爸妈妈却装作没看见。

这位小姐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寒了心。于是，她十八岁那年宣布自梳。沐浴，更衣，上香，摆酒、派利是，自梳流程办得风风光光，心里却万丈深渊。她后来辗转南洋、马来西亚、美国，她们住的那套房子，就是她在异国他乡遇尔同自梳女相聚在月光下，想出来的主意。

听完四姑的讲述，我便明白，自梳之于她们，有时是牢笼，有时是铠甲。

四姑在自梳女自己的屋里住了九年，那九年手足亲人不断地去看望她，人来人往的，倒也不冷清。后来我的爷爷奶奶、其他姑奶奶一个接一个离世了，她明显瘦了，精神也不如从前。她怕麻烦晚辈，二〇〇四年秋天，八十多岁的她自己搬进了政府办的养老院。我去看她，她总笑着说：“这里好，有住有吃，有人说话。”她在养老院住了十四年，一个初冬的夜里，安安静静地走了，享年九十六岁。

如今，我在东莞横沥，每次路过“新埠正街” 自梳女住的“华侨宿舍”，情不自禁驻足，想象那个年代果敢自强的女子，她们“囚禁”了自己的情感，另辟一条活出尊严的路，与现代女子的不婚看似同归，实不殊归。

自梳女时代一去不复返，她们住过的地方也已人去屋空。那斑驳的砖墙，雕花的窗棂，屋的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，像一个盘起的发髻，斜斜地卧在青石板上。廊柱间，似乎回荡着低低的絮语，那些关于命运的反抗，关于在夹缝中开出的花，关于一群女子如何在时代的洪流里，为自己立下一道不成文的碑，碑文里是自梳女辛酸而刚韧的一生。

望着夕阳照闪下的房屋的影子，望着不远处屋脊尖顶直指苍穹撑起的那一片典雅的天空，像在淡描一段深藏的被风化的自梳女记忆，飘溢过的墨香。

一位年轻的女子骑着电单车穿过屋前的马路，影子正好落在她戴着头盔飘散的发梢上，风带着旧年的气息，带着尘埃的落定，带着某种炽热的追问，向街口飞去。我豁然想，她们用一生盘起的那个发髻，也没能盘住后人回望的目光，却盘住了家族，整整一个世纪的念想。